唐代的“两税法”改革本是为解决均田制崩溃后的财政危机，但实施过程中却被地方豪强与官员利用。按照规定，“不问垦熟，不问水旱，岁计资产，以为差率”，但豪强地主通过隐瞒土地、勾结官员“降低户等”等方式，将赋税负担转嫁给农民。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惟以资产为宗，不以丁身为本，资产少者则其税少，资产多者则其税多。曾不悟资产之中，事情不一：有藏于襟怀囊箧，物虽贵而人莫能窥；有积于场圃囷仓，直虽轻而众以为富；有流通蕃息之货，数虽寡而计日收赢；有庐舍器用之资，价虽高而终岁无利。如此之比，其流实繁。”这种“合法避税”的寻租行为，导致“贫者愈贫，富者愈富”，社会矛盾激化。

明清时期，“海禁”政策的反复更凸显了利益集团对政策的操控。明朝隆庆年间，朝廷迫于东南沿海走私贸易的压力，开放月港“准贩东西二洋”，但这一政策遭到保守派官员与内陆地主的反对，他们担心海外贸易冲击传统经济秩序，威胁自身利益。最终，月港开放仅维持了半个世纪便再度收紧。清朝的“闭关锁国”政策，同样是沿海商人、地方官员与朝廷保守派博弈的结果，而非单纯的“愚昧无知”。利益集团通过影响政策制定，将海外贸易的利润垄断在少数人手中，却牺牲了国家走向世界的机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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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# 3. 垄断经济资源：“经济权”的垄断化

经济资源的垄断是权力寻租的重要目标。世家大族通过操控税收、垄断商业、兼并土地等方式，将国家经济资源转化为家族私产，导致“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”的两极分化。

土地兼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顽疾，也是世家大族权力寻租的主要表现形式。汉代的“限田令”“王田制”屡颁屡废，根本原因在于世家大族的抵制。他们通过“假民公田”（将国有土地租给农民耕种，实则暗中兼并）、“强买强卖”、“放高利贷”等方式，疯狂兼并土地。东汉末年，袁绍、曹操等世家大族均拥有“坞堡”，控制大量土地与依附人口，成为地方割据的经济基础。

唐代的“均田制”曾一度抑制土地兼并，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，土地买卖日益频繁，“安史之乱”后，均田制彻底崩溃，土地兼并再度泛滥。《通典·食货》记载：“编户之民，十不存三四，皆为豪强所并。”宋代“不立田制”，土地兼并更为自由，“势官富姓，占田无限，兼并冒伪，习以成俗”（《宋史·食货志》）。宰相蔡京、贾似道等均是“田亩连于数路”的大地主，他们通过手中权力减免赋税、逃避差役，将负担转嫁给中小地主和农民，最终引发方腊、钟相杨么等农民起义。

明清时期，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力结合，形成“垄断性商帮”。晋商垄断北方茶马贸易、票号金融，徽商垄断江南盐业、丝绸贸易，均依赖于对官场资源的操控。以盐业为例，明清实行“盐引制”，盐商需向朝廷购买“盐引”方可经营盐业。晋商、徽商通过贿赂户部官员，获得大量“盐引”，并压低盐价收购、抬高盐价销售，从中牟取暴利。据《两淮盐法志》记载，乾隆年间，两淮盐商资本高达数千万两，而其背后是“每岁所耗，半归私囊”的权力寻租。这种垄断不仅导致盐价飞涨、百姓困苦，更使得国家财政流失，加剧了社会矛盾。

### 三、寒门官员的困境：在“拉拢”与“打压”中挣扎

世家大族在进行政治投机与权力寻租的过程中，寒门出身的官员是他们需要重点应对的对象。对于寒门官员，世家大族往往采取“拉拢—分化—打压”的策略：能拉拢的则通过利益诱惑使其成为“同路人”，不能拉拢的则通过诬告陷害、孤立排挤等手段使其“边缘化”，甚至“去职罢官”。这种策略使得寒门官员在官僚体系中步履维艰，难以施展抱负，甚至沦为权力寻租的工具。

#### 1. “威逼利诱”：寒门官员的“堕落之路”

寒门官员大多出身贫寒，通过科举等途径进入官场，本想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，但面对世家大族的“糖衣炮弹”与“政治威胁”，往往难以坚守初心，最终沦为权力寻租的“同谋”。

唐代诗人杜甫在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中写道：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深刻揭露了官场的腐败与不公。而他本人在长安十年，“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”，最终仅谋得“右卫率府胄曹参军”的小官，便是寒门官员难以融入权力网络的写照。与之相反，王维、李白等虽出身寒门，却通过结交权贵、加入“玉真公主”等政治集团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