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安石一党听说此事，非常担心皇帝受到蛊惑，决定立即展开反击。

他们派出了刚上任的崇政殿说书吕惠卿行使职权，也给皇帝上课。但和司马光在迩英阁单独授课待遇不一样的是，崇政殿是个大殿，吕惠卿讲课的时候，不光皇帝在场，下面黑压压坐满了大臣，司马光也在其中，于是一场关于变法的法理性辩论即将开始。

新党对课程的选题明显是用了心的，授课内容紧紧围绕着《周礼》展开论证，意思就是，你司马光不是要守祖宗之法嘛，那我就追溯本源，看看周朝老祖宗是怎么定义“祖宗之法”的。

吕惠卿说，根据《周礼》，周朝的立法有一年一变的，比如每年的税额和差役数量，每年的年初都会公布在宫外的大门上；有十年、三十年一变的，比如刑罚的轻重；还有永恒不变的，那就是仁义礼智信的治国理念。

司马光当场展开了辩驳，他说，周朝一年一公布的那还是旧法，原样没变地再公布一遍罢了；至于太平用轻典，乱世用重典，这是量刑不同，不涉及法的本质。

紧接着，他开始了人身攻击，一顶顶大帽子就往吕惠卿头上扣了过来，说吕惠卿曲解经义，目的就是祸乱朝纲，妥妥的小人行径；说变法一党把国家搞得礼崩乐坏，长此以往国将不国。

吕惠卿明显懵了，他本来以为就是一场单纯就事论事的辩论赛，没想到把自己给搭了进去。他口才还是不行，气急败坏地用市井言语来辱骂司马光，其恶劣程度让皇帝都看不过去了，马上就给拦了下来，停止了这堂课：“一场辩论而已，不必动怒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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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场辩论司马光大获全胜，他信心大增，马上就趁势而进，不再针对吕惠卿那些党羽，转而发起了对党魁王安石本人的攻击。但他这回可算是错判了对方实力，他哪里会知道，那王安石岂能是之前的虾兵蟹将同日可语，马上他就要认栽了。

几天后，他给王安石写了封公开信《与王介甫第一书》，这封战书作为司马光的代表作，在历史上鼎鼎有名。

信里旁征博引写了四千多字，用了三个分论点论证出结论：你王安石才高八斗，久负盛名，但就是管理水平不高，搞变法不行。之后，司马光是提心吊胆、严阵以待地等着王安石的反击。

可这么郑重的去函，结果就只换来了王安石随意勾画的一张小条子，意思是相当简单——“我知道了，谢谢”。

司马光那满满的蓄力一击仿佛打到了空气里，他顿时愤怒了，你王安石算个什么东西，居然敢这么傲慢无礼。他再接再厉，又写了《与王介甫第二书》，这回信里就没了那些假客套的弯弯绕，开宗明义地直接指责王安石，通过层层推理得出了结论：新法有五大罪，分别是“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、招致天下怨谤”。

这次王安石必须得正面应战了，他展现了一流的文采和思辨，在回的公开信里对司马光的指责一一进行了批驳。这封信也很有名，叫作《答司马谏议书》，它成为了后世研究王安石变法思想的重要依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