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城火种站的空气，粘稠得像化不开的悲伤。

林晚靠在墙角，冰冷的触感从背脊一路蔓延到心脏。

她已经在这里蹲守了整整两天，眼前的一幕，比她预想的还要沉重。

那些刚刚完成“话语托管”，将半生秘密倾泻而出的持书签者，并没有如释重负地离开。

他们像被抽走了骨头，一个个蜷缩在休息区的角落，眼神空洞，仿佛灵魂被留在了那个小小的托管室里。

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引起了她的注意。

她就是那个曾参与矿难瞒报的科员的母亲。

三天前，她在这里用颤抖到几乎失声的语调，复述了儿子临终前的遗言——一份迟到了五年的忏悔。

此刻，她呆呆地望着火种站那盏橘黄色的灯，浑浊的眼睛里既无泪水，也无解脱。

一名年轻的志愿者端着热水上前，轻声安慰。

老人却猛地抬起头，一把抓住志愿者的手腕，枯瘦的手指因为用力而指节发白。

“他说完了，你们也听到了……可是，”她的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，“现在，你们能让他活过来吗？”

这一声质问，如同一柄淬了冰的重锤，狠狠砸在在场每个人的心上。

志愿者脸色煞白，嘴唇翕动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
是啊，听到了，然后呢？

真相被揭开，罪孽被承认，可逝去的生命，破碎的家庭，又该如何弥补？

当晚，林晚把自己锁在数据中心，调取了近三个月来全国所有火种站的深度倾诉者数据。

三十七个被标记为“高压释放”的案例中，有九人在倾诉后一周内出现了急性应激障碍的就医记录，两人被家属强制送入精神康复中心，理由是“行为异常，有自毁倾向”。

更让她心惊的是，这些倾诉者的社交活动频率在托管后平均下降了百分之七十。

他们用巨大的勇气说出了真相，却被真相的重量反噬，彻底孤立于正常的生活之外。

凌晨四点，一份加急报告从林晚的终端发出，直达项目最高层。

报告的标题只有一句话，却字字泣血：“我们打开了门，却忘了扶住那些冲出来的人。”

这份报告像一记耳光，火辣辣地抽在资深纪录片导演赵小芸的脸上。

她想起了自己那部曾引发巨大轰动的《代价簿》，想起了镜头前那些勇敢的举报者。

报告中的数据，让她无法再安然坐在功劳簿上。

她立刻翻出当年的素材库，重新联系上其中一位拍摄对象——一个因举报工厂排污而失去工作的农民工。

电话接通时，那个曾经在镜头前眼神坚毅的男人，声音里满是疲惫与茫然。

“赵导啊……好久不见。”他苦笑一声，“你们拍我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说‘这是勇气’。可片子播完了，热度过去了，没人告诉我，勇气之后，该怎么吃饭，孩子的学费该从哪儿来。”

一瞬间，赵小芸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羞愧。

她一直以为自己在记录英雄，却从未真正关心过英雄褪去光环后的生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