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年修订《经济法》时，正是他们力主开放立场，为民营经济争取了更多空间。

陆承安没有提及基金会的困境，只是从纯粹的学术角度，与他们探讨了“社会治理多元主体”的价值，以及“过度集中化管理”可能带来的基层创新力扼杀。

“……就像有些优秀的民间项目，它们的活力恰恰在于野蛮生长，一旦被过度‘规划’，反而会失去生命力。比如我最近关注的‘银杏新芽’，他们的模式很难被简单复制，更不适合被强行纳入某个固化的体系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两篇以个人名义发表的评论文章，出现在几家主流财经媒体的专栏上。

文章引经据典，逻辑严密，一篇强调“多元共治是社会活力的源泉”，另一篇则以“警惕‘善意’的集中化对基层创新的反噬”为题，巧妙地将“银杏新芽”作为正面案例，论证了保持其独立性的重要价值。

文章虽未指名道姓，却如两支精准的标枪，直指政策风向的核心。

与此同时，基金会技术负责人许文澜也接到了一个意料之中的电话——上级数据管理单位希望与“银杏新-芽”的数据库进行接口对接，以实现“信息共享、协同管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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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的，我们全力配合。”许文澜在电话里答应得爽快，挂断电话后，她立刻召集技术团队开了一场闭门会议。

三天后，一个崭新的数据接口如期上线。

表面看，它完全符合对方的要求，可以提供项目数量、覆盖地区、用户活跃度等各项宏观数据。

然而，在系统的最底层，许文澜亲手部署了一套她称之为“动态响应层”的防火墙。

对外展示的所有字段都经过了二次封装，可以根据对方的调用权限和频率，动态调整数据的颗粒度。

而真正的核心——用户的匿名行为模型、声音情感算法以及最敏感的原始声音数据库，则依旧牢牢锁在基金会的私有云服务器中，物理隔绝，无法被外部直接触及。

不仅如此，她还在系统日志里埋下了一个“合规自检提示”的触发器。

一旦某个IP地址的调用频率或查询深度超出常规业务范畴，系统会立刻判定为“非常规数据挖掘”，自动触发一条加密的警报链，瞬间通知到苏霓、陆承安和她本人的手机上。

做完这一切，她对着屏幕冷冷一笑，像一个布下天罗地网的猎人。

舆论场和技术防线的战斗悄然打响，另一条战线也铺开了。

《新青年教育》期刊的编辑向赵小芸约了一篇稿。

作为基金会的内容总监，赵小芸的文笔一向以温润细腻见长。

她没有像陆承安那样选择硬碰硬，而是写了一篇题为《谁来决定孩子该听什么？

》的随笔。

文中，她没有一个字提到权力、归属或是管理。

她只讲了两个真实的故事。

一个是某座大城市的重点中学，将基金会倡导的“口述历史”课，异化成了一场“模范家庭事迹展演”，孩子们拿着父母修改过的稿子，声情并茂地朗诵，台下的掌声热烈而空洞。

另一个故事，发生在西南边陲的一个小山村，一个叫小虎的留守儿童，用项目组发放的录音笔，录下了村里所有老人的声音。

他把爷爷断断续续的战争回忆拼接起来，最终在志愿者的帮助下，奇迹般地帮爷爷找到了失散长达五十年的老战友。

文章的结尾，赵小芸这样写道：“声音是心灵的回响。当倾听变成一种需要被安排的规定动作，耳朵，也许就悄悄闭上了。”

这篇随笔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，没有激起惊涛骇浪，却漾开了一圈圈深远的涟漪，在无数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心中引发了共鸣。

而在所有人都看不见的地方，林晚正在做着最关键的一件事。

她把自己关在档案室里整整一周，翻遍了十年间数万份“记忆委员”（参与项目的孩子们的昵称）的成长档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