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澈像一个冷静的考古学家，沿着时间的脉络，一点点挖掘着这个被遗忘的承诺。他发现，在随后的几年里，云顶村就像一个皮球，在交通局、扶贫办、发改委之间被踢来踢去。

每个部门的理由都冠冕堂皇。

交通局说：“项目资金需由扶贫办专项列支。”

扶贫办说：“修桥属于基建，应由交通局主导。”

发改委则在项目评审意见里写道：“该项目惠及人口过少，投入产出比过低，建议暂缓。”

暂缓。

又一个暂缓。

八年时间，无数个“原则上同意”和“建议暂缓”，将一座桥的承诺，消磨得无影无踪。最后几年，甚至连提这个事的人都没有了。

云顶村，连同那14户留守老人，和那座危桥一起，被彻底遗忘在了故纸堆里，被遗忘在了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地图之外。

江澈合上了最后一份档案，发出一声沉闷的轻响。

他没有愤怒，也没有过多的同情。他只是觉得，这一切，真实得可怕，也荒谬得可怕。

这就是他上一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逻辑。一个项目的价值，往往不由它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决定，而是由它能带来多少看得见的“政绩”决定。

为十几户行将就木的老人，花几百万修一座桥？这笔账，在任何一位精于计算的官员看来，都是亏本的。

江澈靠在冰冷的铁皮柜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
系统的任务，是要他“修好回家的路”。

可他现在看到的，是一条被官僚主义、被利益算计、被集体性的漠视给堵死的路。想疏通它，比在悬崖上重新开凿一条路还难。

还有不到三天时间。

他一个即将离开的人，人微言轻，拿什么去撬动这个已经凝固了八年的僵局？

他忽然想起了周国华白天送别他时，那番情真意切的话：“到了省里，放开手脚干……万一有什么事，还有我，还有青阳县给你兜着。”

江澈的嘴角，勾起一抹无人察觉的、复杂的弧度。

兜着？

书记，我马上就要给你送一份“大礼”过去了。

就是不知道，这份礼，您是接，还是不接？

他睁开眼，目光落在档案室的电话机上。他没有去碰自己的手机，而是拿起了那部红色的内线电话。

他需要一个最不可能，也最无法拒绝的“证人”。一个能把这件事，用最合理的方式，摆到所有人面前的人。

江澈的手指在拨号盘上顿了顿，然后，拨出了一个号码。

电话响了三声，被接了起来。

“喂，哪位？”电话那头，传来一个睡意惺忪、带着几分不耐烦的声音。

是县电视台新闻部主任，李建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