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安也变得脆弱。巡逻队缺少补给，城市边缘地带开始出现小规模的盗匪团体。地方贵族雇佣的私兵倒是越来越多，他们打着维护秩序的旗号，实则在扩大自己的地盘。

街头的空气变得压抑。人们不再谈论学术或艺术，而是在算下个月该怎么交房租。商人们把货物锁进仓库，担心价格继续上涨。码头的工人聚在一起，讨论要不要罢工，但他们很清楚，没有哪个门阀会站在他们这边。

逐风商会的报纸上仍在宣称贸易繁荣，碧潮矿业同盟则在宣扬本地工业的“复兴”，可普通人早已看穿这层外壳。所有的繁荣，都是以他们的生活为代价换来的。

与此同时，那些坐在高层会议中的贵族和商会代表们依旧举杯庆祝。每一项新的法案都带来新的分配机会，每一笔预算都意味着一笔新的收入。

只不过，他们喝下的酒里，已经掺进了塔拉西亚未来的苦涩。

医疗、教育、补贴发放这些原本与政治无关的事务，也被卷入这种内耗。

医院的经费分配要先经过议院财政委员会的确认，而委员会的成员正好来自相互敌对的两大门阀。结果就是，拨款永远在“待批”状态，医院设备老旧，药品储量减少。病人越来越多，能治的病却越来越少。

教育也不例外。各个城邦的学院和学校都要向不同的派系申请资助。为了保住经费，校长和院长不得不公开支持某个议员或某个商会。教材更新的预算被搁置，教师的工资拖延几月发放。贫民区的孩子上不起学，而贵族学校却在扩建新的法术实验楼。

原本用来保障民生的补贴制度也成了政治筹码。谁支持某个门阀，谁的地区就能优先拿到补助；若是站错队，拨款就会被无限期延迟。许多地方的居民不得不跑到上百公里外的城邦去登记，只为那点维持生活的补助。

基层公务员的态度也在变化。过去他们至少会保持工作表面的效率，如今多数人只求自保。有人坐在办公桌前，一天只处理几份文件；有人干脆在午后提前离开，把一叠没签的表格留给下一班的人。对他们来说，少做事就意味着少犯错，而犯错就可能被人拿去当政治工具。

在城市的行政大楼里，窗口排着长队。人们手里拿着表格，眼神疲惫。职员机械地重复：“下一位，材料不全，回去补齐。”没人解释该补什么，也没人真正想解决问题。

民众的怨气越来越重，但他们知道抱怨无用。上级的权力游戏早已决定了他们能否看病、能否领补助、能否让孩子进学堂。

在这样一个被派系分割的体制下，塔拉西亚的政府表面上仍在运转，公文照常下达，会议照常召开，但一切都像被无形的力量拖住。

文件在堆积，预算在空转，民生在恶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