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过境迁，后世的人们都相信革新派这些人都是被冤枉的——这是一帮心怀梦想、充满干劲的实干家，范仲淹他们的心里装的是大宋的江山、是黎民百姓，更干不出那些阴谋篡位的龌龊勾当。况且，外交家富弼和他的好朋友石介都绝对没那么蠢，会傻呼呼地以为搞个废立诏书就能搞掉皇帝，范仲淹更是个聪明人，也不可能去指使这种事情。

然而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当时有个流传很广的传言，说这件事情的操刀者就是石介的仇家夏竦。夏竦很早就开始了布局，他买通了富弼家的一个婢女，知道了石介给富弼写过一封信，然后又找了个临摹高手专门练习石介的笔迹，重新写了一封让革新派们根本洗脱不清的书信，同时还伪造了一封要废掉皇帝的诏书。

当时的人没有办法验证、我们也更无法验证这个传言的真伪，但是明显这更符合逻辑，也更接近真相。

回过头来看，让革新派折戟沉沙的原因就两个字——“朋党”，但他们到底是不是呢？

答案显而易见——不是，而且远不是，是皇帝的疑心过了头。革新派这帮人甚至没有统一的带头大哥“党魁”指挥大家，也没有统一的思想、一致的行动、完整的组织。

水洛城案就集中暴露了革新派内部的分裂问题，大家都有着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选择，所有人想干嘛干嘛，一旦有了矛盾，关键时候也没有一个说话算话的大哥大能出来吼一嗓子，让大家都闭嘴，结果派里自己人都能斗得头破血流。

范仲淹是具备带头能力的，但是他既没有坚强的皇帝后盾、又没有强大的家族底蕴，也就没有足够的权势和掌控力。

所以说，现在的革新派就是一个结构松散的社团，顶多就只能算一个集社。

那“朋党”比起范仲淹的这个散乱集社多了些什么呢？那是一个能把所有人拴死的纽带——“利益”。

也许朋党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高尚的理想，比如牛僧孺的牛党、后面王安石的新党，但是必须要用利益死死拴牢所有人，让大家的背叛成本增高，让更多的中间派被绑定，形成一个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，这样的朋党也才更有战斗力。对比之下，范仲淹和他的朋友们有的就只有理想。

也许有的朋党就是为了单纯的利益，比如庆历新政时期的反对派“旧党”，章得象、夏竦他们以血缘、师生、同年等形式来相互结交，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，关系则更为隐蔽，以至于瞒过了皇帝。

这些和有着“科学的主义、明确的政治目标、规范的党章典章、全套的组织机构”的现代政党还是有差距的，但是朋党也是党，是中国古代的党，很团结也很有力量。

至此，旧党已然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，但斩草必然除根，他们的攻势依然犀利且猛烈。随着范仲淹的离世，新党群龙无首，剩下的追随者们还能坚持多久？他们能否在旧党的猛烈攻势下守住阵地？这场政治博弈的最终结局，仍然充满变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