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安石等人支持许遵，他们回顾了祖宗之法的本意，认为先人的法意是永恒的，但具体的法条是需要因时修订的，“今律所不备，别以后敕从事者甚众，何独怪论也”。他们认为，如果谋杀的凶手没有将人致死，还主动自首，就可以从谋杀罪减刑二等论处，否则，就堵死了以后谋杀致伤者的自首道路，治安前景堪忧。

这实际上已经是法理之争，那就是在有谋杀主观的前提下，谋杀既遂和谋杀未遂到底该不该同罪，自首的适用范围边界在哪里。在这不得不说，司马光的头脑还是死板了些。

皇帝最后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，于七月初三下诏:“谋杀已伤，按问欲举，自首，从谋杀减二等论。”这一诏书并不只是对阿云案本身的判决，而多的是表明皇帝支持王安石灵活变通的变法思想，尝试弥补法律的矛盾之处。

阿云案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，还对中国的法律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在历史的长镜头下，阿云案成为中国古代司法从绝对法定刑向灵活量刑转变的关键节点，由此中国确立了“法律条文需兼顾道德伦理”的司法原则，平衡了“宽严相济”的司法理念。

——月夜下那个举刀的村姑，无意间成了中国法制史上的"蝴蝶少女"，她翅膀扇动的风暴，至今仍在法学院的课堂回响。

但双方的争论并没有因此平息下来，反而愈演愈烈。虽然王安石这时还没有执掌大权，但山雨欲来风满楼，皇帝与王安石显然已达成变法的默契，一帮保守的士大夫也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一点，千方百计地想要阻止变法，所以从各个方面反对王安石一党，这就是阿云案的背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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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接着，以王安石、司马光两人为代表的双方又展开了“郊赐之争”。如果说“阿云案”只是在双方理念分歧上进行辩驳，那么在熙宁元年八月间发生的“郊赐之争”，则是让理念不同的双方彻底划清了阵营。

按照宋朝惯例，每年在南郊祭祀之后，皇帝就要对群臣和将士进行赏赐，因为人数众多，这笔赏赐历来都是一笔较大的财政支出。而熙宁元年这一年的郊赐让皇帝非常犯难，发钱吧，国库没钱了，不发吧，下面马上就会怨声载道，于是赵顼就向大臣们征求意见。

大多数人认为，该咋发咋发，不能有伤皇帝尊严。而司马光却不以为然，他提议郊赐减半，如此既节省了费用，又体现了皇帝的仁爱之意，一举两得。

而王安石与司马光意见相左，两人在朝堂上展开了激辩。司马光说：“现在国用不足、多处旱灾，我们当节省冗费，减少郊赐数额，此乃立国之道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