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安石不屑一顾地说：“国家富有四海，郊赐所费无几，吝啬几个小钱，搞得朝廷失了体面，绝对是得不偿失。”

司马光立即反问：“国家没钱，你从哪变出钱发郊赐呢？”

王安石自信地答道：“国用不足，那是未得善理财之人的缘故而已。”自此，他说出了一句震铄古今的豪言壮语——“善理财者，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”。

司马光很不以为然地反驳：“这是纯纯的歪理邪说，世上的财富是一个固定数额，官府这就是在变相掠夺民间财富。”他认为，这就好比几个人分蛋糕，蛋糕就这么大，分给你的多了，那其他人能分到的就少了。

这俩人引发的后续争论延续了整个北宋，乃至现在。现代的国家治理经验告诉我们，“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比如采取加快资本流通、扩大生产规模、刺激金融流转等等，但问题在于，处于一千年前宋朝的王安石会懂得宏观经济管理吗？

答案显而易见——他懂，在那天“郊赐之争”的朝堂上，王安石随之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自己的变法理论。他说了很多，也很复杂，后来历史学者黄仁宇曾经对此做过一个较为通俗的总结：“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‘不加赋而国用足’，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，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，则税率不变，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。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。”从后来实施的政策来看，王安石变法思想其实已经具备了现代凯恩斯经济学的雏形，希望通过经济手段把国家经济这个“蛋糕”做大，同时也把刀伸到地主官僚的盘子里，切除掉富人阶层过多的资产。

我们完全可以想象，在一千年前的开封皇城里，皇帝听着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辩论，必然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：之前，整个朝廷解决财政困境的思路一直是“节流”，全国人民连着皇帝一起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。至于节省到什么时候那是不知道的，什么时候能攒出军费去平西夏、收幽云那更是遥遥无期，现在突然有人告诉他，原来还可以这么经营管理国家，让他不禁拍手叫绝。

那一天，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延和殿争辩了大半天，各不相让，谁也无法说服谁。此时已然释解心中困惑的赵顼笑嘻嘻地打了个圆场：“司马光说得很有道理，但是这次如何以君主身份答复臣民的请辞郊赐札子，则采纳王安石的主张。”

这一次郊赐之争的胜利，代表着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彻底被皇帝接纳。我们年轻的天子燃了，他火热的眼神里充满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，似乎已经站在了那遥远的狼居胥山之巅指点着万里河山。

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也就要拉开帷幕，如果说大宋是一艘海洋里的渔船，船舱里现在只有一堆昏昏欲死的沙丁鱼，那王安石就是一条健壮的鲶鱼，必将让大宋发生不一样的激荡和剧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