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巩清楚，王安石是有才的，而且是经天纬地的大才，如果一生只在基层、无法施展抱负，那是作为朋友不愿意看到的。于是他利用自己仅有的一些人脉关系，不遗余力地帮助王安石。

庆历七年（1047年）的时候，有人谣传曾巩父亲去世，而曾巩不请假丁忧，是为大不孝。在那个年代，“不孝”的罪名足以让曾巩身败名裂，提前宣告仕途的结束，这时候王安石站了出来，写了首宣战诗：“挟才乘气不媚柔，群儿谤伤均一口。吾语群儿勿谤伤，岂有曾子终皇皇。”意思是说，我警告你们这些造谣的人赶紧闭嘴，我会和曾巩始终站在一起，不害怕这些流言蜚语。

这是一份都能为对方两肋插刀、挺身而出的真正友谊。曾巩曾经写下《怀友书》，作为对年轻的自己和王安石的时时诫勉，约定彼此守候友谊。

王安石很早就在文坛有了一席之地，而曾巩此时还寂寂无名，一向自视甚高的王安石在与曾巩的诗文互赠中，却一直保持谦恭尊敬的姿态。他在诗中写道：“吾少与莫合，爱我君为最。君名高山岳，嵑乐嵩与泰。低心收憃友，似不让尘境。又如沧江水，不逆沟畎浍。”意思是，从小我就性格孤僻，只有你曾巩待我最好，你是高山，我便是尘埃，你是大江大河，我便是小溪。

异地为官许久不见挚友，曾巩写下了思念王安石的诗：“一昼千万思，一夜千万愁。”王安石也写下了：“遥遥西南星，梦想与君会。”你能想象，这么温情脉脉，还是那个怼天怼地、杀伐决断的王安石吗？

在为官上，曾巩和王安石一样，也是位实干家。但曾巩性格平静温和、恬淡雅致，这对执拗刚直、热情似火的王安石来说，恰恰是一味中和的良药。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份友谊即将面临着政见不同的考验。

在这轮改革的大潮中，身处基层的曾巩早早就嗅到了危险的气息，而且他对变法有着自己的想法。他不远千里专门找到了王安石，焦急地劝说：“改革不能操之过急，要慢慢来，这根本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。”

王安石正是热血上头的时候，哪里能听得进去，他说：“大宋等不得了，财政巨额亏空、辽夏虎视眈眈，改革晚一天都是在犯罪。”

曾巩痛心疾首地又劝道：“你看看自己身边用的都是些什么人，奸佞小人居多。你再这样一意孤行，肯定会众叛亲离，孤独终老，会留下千古骂名的。”

王安石不屑一顾地回答：“只要谁能执行我的新法，我就重用谁。至于你所说的个人荣辱，只要大宋能强盛，我不在乎。”

曾巩目瞪口呆，拂袖而去，他痛苦地写下了“直道讵非难，尽言竟多迕。知者尚复然，悠悠谁可以语”的诗句。

在曾巩看来，自己这是要救好友、救变法于水火，而一片苦口婆心换来的只是漠然置之，着实让人伤心。

在王安石这边同样也是委屈难过，别人不理解自己也就算了，你曾巩作为平生唯一的知己，居然也反对自己，哎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！

两个昔日的好友从此心生龃龉，来往渐少。此时的王安石心中充满着无比坚定的改革执念，他要神挡杀神佛挡杀佛，憋着股狠劲誓必完成变法梦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