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以说，王安石开启了一个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的先河，后来这个保甲法延续到了明清、民国，比如我们在电视剧《白鹿原》里就能清晰地看到，保长鹿子霖是怎么通过行使行政权力，来限制族长白嘉轩的，这两个角色的对比和互动，不仅展现了白鹿原上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，也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宗法制度和行政权力的交织与冲突。甚至到了改革开放之前，基层治理中也有着保甲法的影子。

紧接着，针对大富商的囤积居奇、垄断物价的行为，条例司又推行了“市易法”。朝廷在开封设立都提举市易司，在广州、杭州等十九个较大城市设市易务，参与大宗商品买卖，以调节市场、稳定物价。

变法如火如荼，跟着推出的又有强军方面的将兵法、裁兵法、保马法、军器监法，改革科举制度方面的贡举法、三舍法等。

——即便从现在的上帝视角回看，以上变法里也都是针砭时弊的好政策。通过一条条精心设计的法令，王安石已经设计出他心中最美乌托邦的样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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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青苗法的春风吹绿麦田时，王安石在奏折堆里畅想他的乌托邦：农民贷款种地、商户公平交易、民兵保家卫国...却唯独忘了给理想国装上防盗门——他的这些法令都没有配置监管措施，那么全体官员会按照他的设想去自觉自愿搭建成那个理想国吗？

正在变法推出的当口，宰相富弼就正式提出了辞职，官面上的理由是年老体弱，但真正的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——反对新法。富弼反对归反对，但是也让王安石很感慨，人家富弼是个真正的君子，只就事论事、有一说一，从来不进行人身攻击和诽谤陷害。即便意见不被接受，富弼也不恼羞成怒地进行报复，只是淡淡地挥手隐退。

富弼走的时候，皇帝最后召见了他，问道：“你走后，谁来当宰相？”

富弼推荐了文彦博，皇帝沉默良久，又问道：“王安石如何？”

富弼不再言语。之后，他就离开了开封，再也没有回来过，这位老人曾为大宋成功改革续命，亲手捧出了“嘉佑之治”的大宋盛世，就此功成身退，深藏身与名。不是所有胜利都需要站在聚光灯下，有时候，在巅峰时选择转身也是一种智慧，留下的将是一个永恒的传奇。

富弼的离去，敲响了新党被围攻的警钟。富弼德高望重、头脑聪慧，就是大宋朝堂的一根定海神针，有他在，任何人都不敢搞什么鬼蜮伎俩。随着他的离开，整个大宋官场必将进入乱斗的失控。

这时候，恰好有一个人来到王安石身边，郑重提醒了他，这个人正是王安石的至交好友——同为“唐宋八大家”的曾巩。

早在景佑四年（1037年）的时候，曾巩18岁，王安石16岁，两人同是江西抚州人士，又带亲戚关系，就一路结伴赴京赶考，他们性格相投、惺惺相惜，故而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。在途中的客栈里，这两个书生举杯共饮，一起憧憬着考中后的人生，畅谈着国家军政弊端，俨然一副挥斥方遒的姿态。

聊到尽兴处，曾巩即兴赠了王安石一首诗：“寥寥孟韩后，斯文大难得。嗟予见之晚，反覆不能释。”把王安石比作孟子、韩愈之后的文坛新星，大为赞赏，王安石甚为感动，写下了回诗：“曾子文章众无有，水之江汉星之斗。”他们都为对方的才华所折服，就此结下了深深的友谊，而曾巩也注定此生要为这个性格古怪的朋友付出良多。

就在这一年的考试中，王安石一举考中头甲，这起点很高，按理说是可以留在中央工作的，但他心高气傲，甘愿去地方工作。他自己倒是不慌不忙，可却把曾巩给急坏了，曾巩反复向老师欧阳修、蔡襄等朝廷大佬推荐王安石，说这么一个百年不遇的人才被安排在下面当个小官，实在是国家的损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