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就是这样一位能打的将军，之前却被崇祯关在诏狱里三年，放出来时，头发都白了大半，背也比从前驼了些，可眼里的光还在。

最后在郏县之战，他被李自成的军队团团包围，身边的士兵死的死、逃的逃，他骑着马往敌阵里冲，从此没了踪迹。但是崇祯到死都没给孙传庭追赠谥号，直到南明时，才有大臣想起这位“传庭死，而明亡矣”的将军，为他请封。

每次读到这段，我都忍不住想：若是崇祯能早点信他，若是朝廷能多给点粮饷，大明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？

可这大明最让人气愤的，从来不止是皇帝的猜忌。是那些只会在朝堂上引经据典的文官，把抛头颅、洒热血的士兵和武将骂成“粗鄙丘八”，仿佛手里握了支笔，肚子里装了些四书五经，就比拿刀剑保家卫国的人高一等。

戚继光在东南抗倭时，打了九战九捷，倭寇闻风丧胆，连海边的百姓都喊他“戚家军”，可就因为他是武将出身，照样得给文官张居正写信，字里行间满是谦卑，自称“门下走狗小的戚某”，只为换来粮饷和兵权。

那些文官坐在暖阁里，喝着雨前茶、写着锦绣奏折，嘴上骂武将“不懂礼法”“只会好勇斗狠”，可真到了敌兵压境、城破在即，还是得靠那些他们看不起的“丘八”去拼命。

这种骨子里的轻视，比敌人的刀枪更伤人，也一点点磨没了大明的军威。

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为什么偏偏喜欢明朝——它不完美，甚至有很多荒唐事：嘉靖帝沉迷修道，二十多年不上朝，把朝堂交给严嵩父子；万历帝赌气三十年躲在后宫，让朝堂成了党争的战场，东林党和齐楚浙党吵得不可开交；有魏忠贤等阉党祸国殃民，也有东林党的清谈误国，把国事当成了戏台。

可它也有卢象升、孙传庭这样的忠臣，有戚继光这样的名将，有李时珍这样踏遍山河、著《本草纲目》的学者——他们像黑暗里的光，哪怕只有一点，也拼尽全力照亮这片山河，让这荒唐的朝代多了些温度。

——他们像黑暗里的光，哪怕只有一点，也拼尽全力照亮这片山河。

可越爱，就越为它遗憾。我总在想：若洪武爷定鼎天下时，能跳出“重农抑商”的局限，把商税、盐税的规制立得清明些，别让本该进国库的银子成了贪官私财，大明的财政何至于后来捉襟见肘？

若永乐迁都北京时，能多顾念南北平衡，别让江南赋税全耗在边防与工程上，再严管官员盘剥，百姓何至于为缴赋税拆棉衣、卖儿女？若万历没被“国本之争”绊住心神，能严查士绅偷税、官员贪腐，不让国库银子全流进私囊，大明何至于空有富庶之名却无抗风险之力？

若崇祯能先清朝堂贪腐蛀虫，把军饷实实在在送到前线，而非只催孙传庭死战，潼关的秦军何至于饥寒溃散，李自成又怎能轻易叩关？若他能在最后关头放下“君王死社稷“的执念，毅然南渡应天，以大明的半壁江山、江南的财富民心，能否效仿南宋延续国祚，甚至徐图中原？

可历史没有如果，就像萨尔浒之战，十万明军惨败，那些年轻将士的鲜血，染红了辽东的土地，只留下史书上“大败”两个冰冷的字；就像熊廷弼，他在辽东筑起防线，挡住了后金的进攻，却被阉党诬陷，最后落得个“传首九边”的下场，他的头颅在边关城头挂了三年，风吹日晒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

但要说大明只有遗憾，又太不公平了。

它有“庙堂高坐十六帝”的传承：洪武爷铁血，扫平陈友谅、张士诚，把蒙古人赶回漠北，让百姓不再受异族欺压；永乐爷壮阔，迁都北京、派郑和下西洋，让大明的威名传到海外；宣德帝仁厚，让百姓休养生息，有“仁宣之治”的太平日子，连街边的小贩都能安心做生意。

哪怕是万历帝，虽然三十年不上朝，也还能靠张居正留下的底子，打赢宁夏之役、朝鲜之役、播州之役，守住大明的疆土，让倭寇不敢再犯。

它有“疆域绵延千万里”的气魄：北到奴儿干都司的极寒之地，那里的驿卒冒着风雪传递文书；南到交趾布政司的热带丛林，那里的官员教百姓种桑养蚕；郑和带着两百多艘宝船下西洋，把大明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带到红海沿岸，那时候的泉州港，桅杆密密麻麻像森林，连欧洲的商人都坐着船赶来，只为换一匹大明的云锦、一只青花瓷，把大明的好东西带回去。

它有“草莽振臂驱胡虏”的豪情，朱元璋带着徐达、常遇春这些农民兄弟，从濠州起兵，一路杀到大都，把蒙古人赶到漠北，喊出“驱逐胡虏，恢复中华”的口号，让汉人的江山重新姓汉。

那些跟着他打天下的将士，大多是出身草莽的普通人，有的是农民，有的是铁匠，有的是贩夫走卒，却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，改写了历史，让“草根”也能撑起一个王朝。

它有“君王持剑守社稷”的骨气：朱棣迁都北京，说“天子守国门”，亲自站在边防前线；崇祯帝宁死不降，自缢前还想着百姓，不丢大明的尊严。这种骨气，不是装出来的，是刻在骨子里的，是大明最珍贵的底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