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没有打扰他们，只是在当晚将这段视频剪辑成一个短片，配上了一句直击人心的文案：“有些伤疤，不是用来展览的，是用来愈合的。”视频没有激烈的画面，却比任何控诉都更有力量，一夜之间在网络上悄然发酵。

另一边，许文澜的技术攻关也取得了突破。

她开发出了一套名为“责任坐标系统”的内部模型。

这套系统能将所有搜集到的历史事件，按照职务行为与地理空间、时间节点进行精确绑定，最终生成一条条清晰可追溯的责任链。

她没有将这个堪称“大杀器”的系统对外公布，而是将其作为内部的“背景审查”工具。

当一位前官员的子女递交公益项目资助申请时，系统后台会自动弹窗提示：其父曾在二十五年前的一次改制听证会上，三次强行打断工人代表的发言，并最终将一份有利于资方的方案提交上去。

许文澜将这些交叉验证后的数据打包加密，命名为“备忘录包”，定期传送给苏霓。

苏霓看着这些足以摧毁数十个家庭声誉的“备忘录包”，却选择了拒绝。

她对许文澜说：“我们的目的不是复仇，是和解。用他们的错误去惩罚他们的后代，那我们和当年的他们又有什么区别？”

她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——“命名仪式”。

她们将邀请所有愿意公开身份的历史当事人，无论对错，无论职位高低，来到事件发生的原址，在一块为此而立的空白石碑上，亲手刻下自己的名字，和一句发自内心的承诺或陈述。

这个仪式不直播，不邀请媒体，不作任何宣传，仅由赵小芸以纪录片的形式全程记录。

第一个到场的人，出乎意料，又在情理之中，是张维昌。

他被儿子搀扶着，来到已经成为城市绿地的纺织厂旧址。

面对那块巨大的空白花岗岩石碑，老人沉默良久，拿起工作人员递来的刻刀和锤子，一字一顿，用力刻下：“我说过的话，我认。”

金石之声，清脆而决绝。

这股寻求和解的暗流，也影响到了体制之内。

陆承安在一次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评估的会议上，抓住机会，提出了一项极具前瞻性的建议：将“历史遗留问题回应率”正式纳入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。

他还联合专家，为“回应”二字设定了明确的标准，包括但不限于“公开承认自身在事件中的角色、详细说明当年的决策背景、向受影响群体表达歉意或解释立场”。

这项建议，在巨大的舆论压力和高层的默许下，竟被破格列为试点改革项目。

小主，